香港商務印書館在尖沙咀開設的門店。 　　新華社記者 龍鏡伊攝

　　繁華的香港街頭，大大小小的書店星羅棋布，對許多香港人來說，商務印書館是植根在他們記憶中的書店。“香港開埠180多年，商務印書館已在此經營了110年，見證了香港的發展和時代變遷。”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毛永波說。

　　110年來，這座文化殿堂不但打造了香港跨越百年且生機蓬勃的文化企業，也承載中國文化伴隨著書香，飄向世界更多地方。

　　“開啟民智，昌明教育”

　　商務印書館于1897年成立于上海，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。1914年，商務印書館設立香港分館，成立后不久開始承印發售香港課本，并以“昌明教育”為最高目標。

　　“早期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僅有一間印刷廠和一兩家門市，‘商務人’在艱苦的環境下仍堅持經營。”毛永波深知前輩們的不易，“平時寫張條子，用的都是裁下的廢紙，一個信封也常常反復使用三四次以上。”

　　1924年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在西環吉席街開辦印刷廠，不到十年，業務便進一步擴張，1933年在北角營建占地14萬平方英尺的新廠房，“書局街”由此得名。

　　除了為香港本地學生提供教科書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在1932至1935年間出版了一套南洋學校適用課本。

　　“據說在編寫華僑教科書時，特意聘請了僑民教師做顧問，把課本中不合當地風俗習慣、生活起居的地方一一加以批注。”毛永波介紹，這些教科書向海外讀者介紹祖國的風土人情、社會文化發展狀況，有利于僑胞子女了解祖國、增強愛國情。

　　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，香港商務印書館特別成立了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著力出版教科書，并由初期集中出版中國歷史和中文科，到如今涵蓋歷史、法律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和教育等文理商各科。

　　“香港成本高、市場小，做出版并不容易。”毛永波感嘆道，“文化是一項持之以恒的事業，是商務印書館的使命。”110年間，香港商務印書館雖歷經跌宕起伏，卻始終以“開啟民智，昌明教育”為己任，堅持扎根香港、服務香港。

　　“回想曾經，日子雖艱難，卻是一份特殊的人生財富。”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工作了42年的陳潤瓊說。從1972年加入到2014年退休，她說，在這里工作收獲的不僅是廣闊的知識視野、辯證的思維方式，更有一份面對未知挑戰的勇氣和堅持。

　　助力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
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國家改革開放之初，世界各國紛紛掀起“中國熱”，迫切渴望了解中國。

　　“既然世界上有這樣的潮流，且香港擁有當時較為前沿的印刷技術，不如將關于中國歷史文化的文章和圖片編輯成最直觀的畫冊，讓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盡快走出國門，讓世界看見。”1980年初以編輯身份入職香港商務印書館的陳萬雄說。

　　他做畫冊的想法得到時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李祖澤的大力支持，專門組織攝影團隊前往北京，與故宮博物院合作拍攝大型畫冊。

　　“為了達到最佳拍攝效果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動用了大量人力和財力，花了約3個月時間。”陳萬雄回憶道。

　　這套畫冊便是1982年面世并立刻在全球中文出版業界引起轟動的《紫禁城宮殿》，第一版印了7000多冊，幾個月內就售罄。在當時，這對中文圖書來說實屬不易。

　　隨后，由陳萬雄參與編輯策劃的《國寶》及《清代宮廷生活》更是聞名世界，并由世界頂尖出版社出版了多種外文版本。陳萬雄仍記得，自己在編輯策劃這套“故宮三書”時曾拋下豪言：“這套書至少能暢銷20年。”

　　如今，圖書出版周期越來越短，但這套風靡海內外的經典之作在40年內一版再版，依然熱銷。

　　在創新中傳承發展

　　伴隨著香港社會的發展需求，20世紀80年代開始，香港商務印書館積極拓展門市網絡。1984年在銅鑼灣開設現代化的大型書店，1987年率先進入新市鎮沙田等地開設書店，2003年后走進大學校園開設書店。

　　近年來，面對短視頻的攻城略地和電子書的外圍包抄，香港商務印書館憑借“業態創新”而覓得新風景。

　　在保留書展、講座及研討會等線下閱讀推廣活動的同時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將部分業務轉移至線上銷售，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與作者溝通交流，分享更多心得。

　　退休已逾10年的陳萬雄更是借助直播平臺當起了“網紅”，與年輕的朋友分享“商務人”的故事：“出版的背后是文化，希望通過這種全新的方式，讓更多年輕人感受‘閱讀的魅力’。”

　　隨著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互動日益頻繁，各地在文學出版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密切。毛永波認為，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交流，有助多觸角、更全面地了解市場趨勢，不僅豐富了選題，更能多地攜手，讓中國文化以更多元的形式“走出去”。

　　“前輩們殫精竭慮、前仆后繼地付出，鍛造了香港商務印書館這塊金字招牌，能在這里度過我的一生，非常值得。”陳潤瓊說。

　　（據新華社香港電  記者郭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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